隱匿樂多

作者序 ＜死去的那些＞


《迷蝶誌》出版十年了。意思就是說，當時二十歲讀到這本書的人，現在已經三十歲，當時四十歲讀到這本書的人，現在已經五十歲，當時才出生的孩子，現在已經可以到野外去結識蝴蝶。而那本書裡所提到的每一隻蝴蝶，其實都已經死去，幸運的則可能已繁衍了三十代。

這一年多來，有好幾位在出版界任職的朋友問我《迷蝶誌》重新出版的可能性，我總是婉拒，理由是，對一個寫作仍不成熟的人來說，不斷嘗試寫出過去未曾寫出的物事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畢竟，多數的公共圖書館，可能也都找得到這本書，對我而言，寫書的目的絕非是為了賣書而已，而《迷蝶誌》裡那個著魔、感情像藤蔓植物般容易失控的我，畢竟在本質上已大不相同，我得認真地想想，這本書重新出版有何意義。

早在六、七年前，就有讀者告訴我，《迷蝶誌》在市面上已經買不到了。我總是選擇忽略，建議他們找看看有沒有二手書。幾個月前，在一個演講場合裡，有一位讀者拿了《迷蝶誌》來找我簽名，她說這本書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。另一位讀者則拿了我所有的書過來，說：「就只缺《迷蝶誌》了」。

在這樣的時間之流裡，還有人想起這本書，做為一個作者，應該知足了。年初我收到十年前《迷蝶誌》編輯的來信，提及這本書重新出版的可能性，我很乾脆地拒絕。幾個月之後，《蝶道》有了出版修訂版的機會，得以更正裡頭的錯誤。常給我適時忠告，陪我走過書裡每一處地點的M不經意地說，《迷蝶誌》重出也不錯，可以把裡頭的錯誤也一併改過。於是，我坐在書桌前，把當時初版的舊書拿了出來，回憶起《迷蝶誌》對我寫作的意義。

當年只出版了一本沒有什麼人關注的短篇小說集《本日公休》(1997)的我，因為任職麥田的編輯和我討論出書的可能性，才決定以當時我沒有發表，撰寫蝴蝶的作品來出書。當時她問我可以找誰寫序，我說我誰都不認識，但有三個人對我意義重大，分別是蝶類專家陳維壽老師，深深投入環境運動的陳玉峰教授，以及在我的印象裡，總是默默一個人到各處旅行、觀察自然的劉克襄先生。編輯把稿子寄給這三位我連一面都沒見過的老師們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們都答應為《迷蝶誌》寫篇文章。某天黃昏，我正獨自走到校園附近一處荒地拍照時，呼叫器傳來回撥電話的訊息。我到公共電話亭回撥了電話，那頭即是劉克襄老師，那是我第一次，聽到他的聲音。

書出版以後，我預計應該會像小說集一樣無聲無息，沉沒在書海裡。那也無妨，本來我就是純粹喜歡用文字表達而已。不料不久就接到台北文學獎得獎的訊息。當時這個獎項是由出版社、學者、編輯推薦參加的，且是以一本書為單位，而非一般的單篇文章的文學獎。得獎自然開心，我上網查了一下，發現小說獎的得獎人是施叔青、朱天心和舞鶴，散文獎的得獎人是林文月(《飲膳札記》)、簡媜(《紅嬰仔》)和我，而評審裡則有我當然仍未曾謀面的陳芳明老師。實在很難精準地描述我當時的感受。當晚我第一次，主動撥電話回家，告知父母得獎的訊息，因為當時他們從未鼓勵我往寫作的路上去。我在電話裡跟父親說：「我寫蝴蝶那本書得獎了。」父親當然不會知道我得的是什麼獎，從電話裡也感覺不出他是否替我感到開心，不過彼此掛上電話後，肯定彼此都有些許激動。不一定是為了那本書，而是那短短的幾句話，因為，自念大學後，幾乎沒有獨自和父親說話過。一周後，父親就過世了。

這本書則活了下來。年底時它又獲得中央日報的年度十大好書獎，幾年後，裡頭的篇章在不少文學選本出現，有些還成了國高中或大學裡的教材，我自己則對這本書日益感到羞赧。一方面它在書店裡總是被放在「昆蟲」那排，而我書裡頭的昆蟲知識膚淺得很；另方面則是因為在野地愈久，愈覺得那本書裡的我，像極了第一次到溪邊的孩子，還不敢涉水、躺在溪底，或爬到大石頭上一躍而下，只是靜靜地坐在僅容屈膝的溪石上，靜靜地將腿伸入溪中，感受到溪床的質感，就眼眶潮濕地，貿然地對岸邊的人說：這真美好。

日後有一位譯者跟我說，《蝶道》裡的文章幾不可譯(於是至今《蝶道》只有一篇譯為日文)，但《迷蝶誌》親近多了。有些讀者也說，比較喜歡《迷蝶誌》的「輕」。前者顯然跟語言，以及語言後頭的「影子」有關，後者或許可解釋為讀者的個人偏好。不過我想，說不定是書出版以後，人生稍稍偏移了一些方向。因此雖同是寫蝶，《蝶道》與《迷蝶誌》卻是在本質上絕不相同的兩本書。

我是一個對讀者很不體貼的人，即使在幾年前，我仍拒絕幫讀者簽書。直到現在，除非是演講單位報賬需要，我也不和人合照，也拒絕站著被拍照。既不在報紙與文學雜誌上發表創作，出版新書時也不開發表會，甚至建議出版社取消所有的行銷活動節約經費。因為我認為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喜歡寫作的人，理應就是默默寫作就好。只不過，後來我的職業，和投入的一些環境活動，都無法讓我「默默寫作就好」。

正如美國生態批評家史洛維克(Scott Slovic)所說的，這條道路，終究會出現多元地行動主義者(Polymorphously activist) 。雖然自己還離那裡很遠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「在路上」，但確實我的人生移轉後的風景，和「默默寫作」截然不同。

從決定要出版的那天開始，我一面說服自己出版新版的理由，一面也說服自己不要參與太多意見：如果執著於這本十年前的作品應該以什麼樣的形式再版，或許會讓它失去原本的面貌也說不一定。畢竟，稚拙、粗略、零散都已成為它的一部分了。我保留了原書所有的文字(修改錯處)，與當時的手繪圖(即使那些圖畫得實在不好)，照片則保留部分，更新部分。仍然堅持紙張和油墨的選擇必須對環境友好，封面的視覺設計概念則由我提出，經編輯認可。除了請劉克襄老師為它再寫一篇序外，我建議編輯不必再邀請其他人或團體在書封上推薦這本書，畢竟自己對書市現今那種使用誇張標語與集體推薦的作法並不認同。除了這些顯得繁瑣的意見之外，我把多數的責任，交給了編輯，也要特別謝謝她與美編寬容我的想法和堅持。

那我拿什麼，給絕版後等待多年的讀者，表達微薄的謝意呢？編輯認為可以做個別冊，於是我開始動筆畫《迷蝶誌》每篇文章的蝴蝶，這麼一來，就會跟後來《蝶道》所畫的那些黑白標本圖，有某種意義上的聯繫。

極少蝶會像標本所呈現的型態一樣，完全展翅示人。我將這批手繪，試著做成彷彿一個個的標本圖框，以為這裡頭有某些暗示。不用捕蝶、殺蝶就能擁有標本，這事只有畫畫做得到，攝影也不可能把蝶拍得跟標本的姿態一樣，這是當時還勉強算是年輕的我，唯一學到的事。也是在《迷蝶誌》中，我所解決的一個重要的自我困結。或許，也和我日後帶學生到野地時，所希望帶給他們的一些微妙物事，有某種程度的相關。

毫無疑問，《迷蝶誌》裡所寫的每一隻蝴蝶，都必然已經死去許久。而我仍然希望，某些物事，能就此一直存活下去。


吳明益　2010/6/17 淡水河右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