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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上的誤會
呂大樂特別強調對「三十世代」（即書中所云的第三代人──生於６６至７５年）有虧欠之情，認為「戰後嬰兒潮」牢牢掌握了社會的主導權，事事把同代的問題化為「我們」的問題，令到「三十世代」難以發聲展翅，並以海峽兩岸乃至鄰國「三十世代」的飛揚高張來加以對照，來深責「戰後嬰兒潮」未有好好接棒創造好有利的條件供下一代大展拳腳。
我認為這裏存在數重誤會，希望逐一釐清。首先，周遭「三十世代」的飛揚，很大程度屬香港「戰後嬰兒潮」乘時崛起的翻版再造，也即是陳冠中所云不少自己的同代人，乃搭上了時代的順風車欣然上路得利。那不關乎「戰後嬰兒潮」的主觀意志，說到底創業一定較守業引人入勝。其次是「三十世代」從來沒有要求「戰後嬰兒潮」提供「上位」的機會，那應該是第四代的訴求（７６－９０年誕生）──為何我會這樣說？因為呂大樂提及「戰後嬰兒潮」對子女的事事操控心態，配合不斷與成長信念背道而馳的教育方法，其實全由第四代人飽受其害慘遭摧殘。今時今日，即使大學生也要求科科即食，事事全包的天經地義心態，全屬現眼報的惡果。相對而言，第三代人其實經歷的成長條件不會與「戰後嬰兒潮」有太大差異，父輩同屬第一代人，加上同受大家族的風氣影響（一家有四、五名小孩份屬常事，長子在年齡上往往足以成為么子的父親），孩提期同樣穿膠花串錶帶長大，所以二十年才屬一個循環的觀察大抵甚有普遍意義。所以呂大樂指出「戰後嬰兒潮」因考試制度而建構出來的工具理性信念，其實第三代人大抵並無異致，成長階段一同經歷由屋邨向私人屋苑攀爬的過程。我覺得六四對第三代人應該是一個重要指標，因為那屬大學前後的核心成長歲月：作為一個極具多重解讀意義的符號，我得說它清楚點明這個世界甚麼事都得靠自己，不會有好運降臨頭上，經濟上的每一分毫，政治上的每一口自由空氣都要「食自己」。馬國明在紀錄片《Why馬國明？Why Benjamin？》中，道出「曙光」的營業額，原來去到９２及９３年才是高峰期，其後才逐漸走下坡云云──那正是第三代末期人的彌留大學歲月。一般來說，不少本土論者都以七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作為香港精英叢聚的座標，但原來默默支持及守護本土文化地標的卻是後來的一群。從微觀政治去審察，那即是說明了作為香港文化精英的一群，其實在八十年代開始已把目光及關注點移離根源，有心的大抵轉戰他方作轉進，無意的早把賺錢視為己務──對「曙光」這類不起眼卻意義深長的文化基地，會放在心的相信都是沉實忠誠的文化愛好者罷了。
為誰懺悔？如何懺悔？
我不排除有第三代人認為「戰後嬰兒潮」緊緊握著權力不放，而且又愛自以為是（呂大樂所云的「眾人皆醉」心態）及聯群結黨的鞏固核心位置手段，會有反感情緒存在。但從宏觀的角度去審察，同代小圈子式結構其實代代皆然，問題不在於形式上的結構，而屬於圈子交出甚麼功課來。此所以「戰後嬰兒潮」如有失職，並非在於沒有把權力指環交出來供人「上位」，而是坐正龍椅後力推終身學習的口號，言猶在耳卻最早身體力行中止學習，並相信自己的一套可以用到老食到老。簡言之，坐擁華廈名車，歌頌自己的經歷成為香港精神統統不是懺悔的核心──霸著毛坑不拉屎才是令人失望的關鍵所在。為何日本社會對富士的王牌劇《跳躍大搜查線》歷久鍾情不衰，無論電視版及電影版均再三製作，且同樣惹人注目。當中的關鍵命題正是由柳葉敏郎飾演的警方上層，努力在科層制度中打拼，從而去製造出更寬廣的空間給由織田裕二代表的前線警員發揮──大家都有自己的角色位置，只有互相合作各盡其分，才可一起建構健全的畛域。身邊一些第三代人的文化精英，曾經語重心長對我說：阿湯，我最想跟大佬，而非做大佬！背後正好反映出做好件事才是終極目的，大家各有所長──如果真的要講承傳，那應該為各司其職，而非以自己一套來劃地為牢。
我得承認上述所提的心態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（用０７年的香港水平而言），現實情況其實可能只要不屬最差，已經教人安心收貨。我的意思是陳冠中及呂大樂所提及的「戰後嬰兒潮」懺悔意識，其實僅屬個別人士鳳毛麟角的深刻反省，大部分的同代人仍沾沾自喜努力去捍衛自己所認同的「核心價值」。最大的悲哀是因為要捍衛權力，於是實行刀不沾血的愚民政策──眼前的媒體千色一貌，任何要思考的內容均盡快被掏空清除，這個社會只需要經濟及消費，成功洗腦後一切才安穩放心。所以我不認同呂大樂的定性理據：他認為「戰後嬰兒潮」的問題，永遠被界定成為整體社會的問題焦點，是因為他們人多勢眾（６６年十九歲以下的青少年佔總人口的五成）。我則認為是基於他們成功透過軟性推銷，把世代眼前的當下關懷，成功轉化為後來者的必須裝備（以父母以上司以掌舵人身分），於是才可以達致不用進修，卻仍安坐頂端的雲間甜夢。那是真正的愚民政策，而且我得衷心拜服，因為從現實景況去審察，以上手段遠較政府的任何方案來得成功收效。
是為一點世代觀察的瑣屑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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